近日，值上海社会科学院六十周年院庆之际，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应邀前来发表了题为“香港在国家全面改革开放中的持续作用”的演讲。演讲会由上海社科院院长张道根研究员主持，多位专家、学者和梁振英先生进行了互动。

　　梁振英先生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就与“攻坚闯关”的精神分不开。而香港也将以粤港澳为契机，在科研等各方面与内地加强合作，为改革发展做出贡献。


　　依然需要持续攻坚闯关的精神

　　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梁振英先生总结过去四十年国家取得伟大成就的精神元素，他个人深切体会到的是“攻坚闯关是第一位的”。

　　他回忆说，内地政府最初公开招标，是出让位于上海虹桥经济开发区的一个地块。1988年3月22日标书所称这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有偿出让之后也允许有偿转让，比如说地产商通过政府出让这个土地使用权，在上面建大楼，这个大楼整个或者是一套一套、一层一层再卖出去，就是转让。当时上海在整个中国内地范围内率先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卖地。通过这次卖地，启动了全国的土地改革和相关的住房制度改革。

　　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改革成功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梁振英认为，不仅是城市建设，而且从民生这个层面来说，基本上解决了上海人民和国家其他城市人民长期存在的住房困难问题。这个成就是巨大的。我们国家600多个城市的城市化、城市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是人类历史没有的。老百姓的住房条件、工作环境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分成功。当时则需要在土地政策上比较敏感方面的突破。其固有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土地国家所有、划拨，不能流通。要改变这个做法，就需要攻坚闯关的精神。将来推进全面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持续攻坚闯关的精神。

　　攻坚闯关的精神动力从哪里来？梁振英的理解就是曾经的贫穷落后，包括当时老百姓住房条件很差，由于这种贫穷落后就把经济发展和民生需要的巨大压力转化成为了改革强大的动力。而现在已经总体小康，很快就要实现全面小康，经济发展和民生压力比过去小多了，也因此我们没有了来自这些压力的动力。也因此，我们要完成全面改革开放，必须有新的动力来推动改革。他认为我们应该通过不断的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

　　香港的经验和教训

　　谈起房地产市场管理，梁振英回忆说，上海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卖地的城市后，还拿了另外一个第一——率先印发了《全市房地产市场报告》。市场经济就是信息经济，房地产市场走的路线就是市场经济的路线，因此所有关于房地产的市场信息必须及时、全面、准确，最重要的是公开。

　　而现在房地产市场管理上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在一些基本概念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如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层面，对“空置率”这三个字就有不同的理解。

　　梁振英强调，空置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房地产价格涨得快有两种主要的可能：一个就是炒卖严重，需求中相当一部分是在炒卖，有些说不是炒卖是投资，总之不是自己用。另外一种就是基本上没有炒卖或者投资的需求，但相对于需求来说不足。这两种可能，可以用一个什么来分辨呢？就是空置率。要是一个市场价格涨得很快，同时相当比例的房子是空置的，这个就说明炒卖比较严重；要是价格上涨得快，同时几乎没有空置的房子，这就是供应不足造成的。这两种不同情况要用两种不同的应对办法来处理，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准确、及时、全面、公开的数据。

　　梁振英自己在调研中发现：内地到今天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如过去空置率的概念就是地产商有100套房子、全卖完了，空置率就是0。但正确的概念是凌晨临时去做一个普查，假设全市有100套房子，有5套是空置的，那空置率是5%，而不是0。任何一个城市空置的房子都是对资源的浪费。香港楼市的空置率长期在3%左右，海外一些效率更高城市可以做到百分之零点几。

　　要是某地长期以来空置率在10%的水平，而市场的正常运作在3%，那么这多出来的7%的房子就完全是浪费，这是很大的一笔资源。在海外比较成熟的社会、比较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大概每年的需求只需当年总存量的2%就可以满足新增需求。

　　其他的社会管理方面，包括社会安全问题、外贸、中国产品走出去等，香港都有可以提供经验和教训的地方。

　　香港是一个很好的科研联络者

　　梁振英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内地已经发展到了这个水平，那么作为香港可以为国家的全面改革开放做些什么？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想到的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旅游中心，所能为国家做的贡献。但梁振英认为，不能忽略了科研联络方面的贡献。

　　他介绍了一个推进与瑞典科研合作的案例：瑞典是一个并不是很大的国家，但有一个高端的卡罗琳医学院。这个医学院有200年的历史，它是一个教学和研究单位，是瑞典的公立医学大学，也做科研。卡罗琳医学院的教授们每年组成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一个评审单位，来评定当年这个奖项的得主。卡罗琳医学院200年来从未离开过瑞典办学，大概五年前，他们设想是不是也可以到国外设立一个学院？新加坡曾和其联系过，还提供了建设图纸。卡罗琳医学院的代表也曾去北京、上海、山东访问，探讨和中国内地合作的机会，但一直拿不定主意。梁振英做特首的时候带领一个考察团造访了这个医学院，就提出说，“和新加坡比，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大，新加坡小，这是中国的优势。比起新加坡，我们有一国之利，比起中国内地其他城市，我们有两制制度之便”。

　　梁振英说：“所以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和卡罗琳谈，很快就定调了。瑞典教育大臣签字之后，就允许其到香港设立200年历史中第一个在瑞典国外的实验室，做的是干细胞研究。具体研究项目是如何利用一个成年人的血液提取干细胞，利用这个干细胞做人体器官的修补工作。集中做三种器官，心脏是其中一个”。

　　目前其在香港设立的这个实验室，已经研发出用人正常的血液配置的干细胞，研发出一公分长的心脏肌肉，已经可以自主跳动。虽然科研探索的这条路还很长，但他们在这个领域选择了香港，证明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有一国之利，有两制之便。

　　卡罗琳香港实验室仅有600多平方米，但进行的是一些高科技关键技术研发。他们看重的是香港提供的环境，包括一些法律制度，比如他们很关心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梁振英介绍说：“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就可以邀请一流科学家来做具体研究，比如中国内地的优秀科学家屠呦呦就在香港、内地做研究，这就是香港的优势”。梁振英自豪地说：“在科研问题上，香港是一个很好的超级联系人，我们生在香港，一手拉着国外，一手拉着内地，就在香港一起工作。”

　　粤港澳一体化已形成历史潮流

　　在互动环节中，有学者询问梁振英对深港澳融合一体化怎么看，以及香港在其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此梁振英坦率地回答：这个平台可以继续建设好和扩大，最近国家有一些大的举措很鼓舞人心，如明确支持香港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发展。最近中央同意了我们争取多年的科研合作的设想，内地的科研资金可以过深圳河了。香港有一些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一些很好的国际级人才，做的一些项目也是国家需要的。以前做研究的时候，内地资金不能过河，而香港的科研人员也不想过河，为什么？因为在内地工作超过183天要交内地的税，内地的税比较高，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障碍。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国家的科研资金可以过河了。

　　粤港澳或者深港澳一体化是历史潮流，香港和内地之间来往也越来越频繁。梁振英感叹：“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大趋势肯定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在某些方面，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方针之下促进两个经济板块更快、更近的合作。”

　　他还提到香港和内地的婚姻联系度，“每年在香港注册登记的婚姻中有超过30%是香港居民和内地居民结婚，高的时候接近40%。这个融合与我完全无关，我作为特首没有开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婚姻介绍所，这个也是历史潮流，是人民创造历史。”

　　互动提问者还问到港珠澳大桥。梁振英介绍：“香港到内地去的陆路口岸明年一季度通车，香港、澳门加9个广东城市，粤港澳大湾区一共11个城市从卫星图来看已经连成一片，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群，总的GDP等于一个韩国，人口6000万。”当然也还需考虑理顺一些通关上的问题，还要考虑怎么样用好大桥。

　　梁振英从微观经济角度评论说，现在私家车、货车必须有内地牌照才能开到广东，包括珠海、中山等城市，“这个桥修起来了，即将要通车，但是软件管理方面是不是可以解放思想，是不是可以放宽一点？是不是可以让香港的车通过大桥开到广东？要是这样做，对香港和整个珠三角的经济和社会有什么影响？我认为把这个问题想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会促进香港和广东之间的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也会促进青少年了解国家、了解内地最新发展。”

　　梁振英先生最后还设想：未来香港的一个大学生考出了广东的驾驶执照，他周末就可以带同学和朋友到广东度周末，这不是很好吗？

　　(作者分别系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